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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偵探新聞:中國窮人的孩子,正在被手機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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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家的孩子往往更容易沉溺于手機娛樂。


“絕大多數孩子會強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買手機,他們寒暑假的生物鐘是晚上通宵玩游戲,上午睡覺,下午起床繼續玩。”


一塊屏幕可能會讓農村孩子突破階層,但也可能成為毀了農村孩子的利器。




“留守兒童趁父母回家過年,偷偷拿手機玩游戲充值,最多的充了20多萬元。”


在反網癮社會組織當義工的廖秋斌對媒體說,中國留守兒童的“手機病”已經非常嚴重。在他們的組建的受害者互助群里,孩子拿家長手機玩游戲,花掉幾萬塊錢的案例,不在少數。


據新華社報道,湖南郴州一間農村初中的班主任吳耀娟說,他們學校80%都是留守兒童,“絕大多數孩子會強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買手機,他們寒暑假的生物鐘是晚上通宵玩游戲,上午睡覺,下午起床繼續玩”。有孩子沉迷手機后,成績從第一學期的80多分,滑到40多分,后來再也沒有及格過。


農村孩子沉溺機的背后,是早已存在的留守兒童教育問題。


去年年底,中青報發表了一篇名為《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的文章,在網絡上引起了人們對于技術改變命運的熱議,但它沒有提到的是,同一塊屏幕也可能成為毀了農村孩子的利器。


《紐約時報》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窮人更喜歡和更容易沉溺于屏幕和電子產品,而富人們崇尚不玩手機,不打電話,不上社交網絡,不回電子郵件的生活。


關于“青少年手機成癮”的爭論這些年在網上時有發生,但加上“富人”與“窮人”的區別或許能更刺激我們的神經。



智能設備可能改善農村孩子的未來,也可能毀掉它。/ Unsplash


農村留守兒童,網癮的首要受害者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中國青少年上網行為調查報告》顯示,截止2015年底,中國農村青少年網民數量約為7921萬。



互聯網的發展極大地連接了中國的城市和鄉村,農村青少年通過這塊小小的屏幕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紛呈,同時也使得他們身陷網絡游戲成癮的重災區。


其中,近700萬自制力低下的農村留守兒童,成了網癮的首要受害者。


上世紀90年代那場人口大遷徙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近些年來國內城市化的迅速發展導致了鄉村日益空心化,農村孩子的家長們大多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由祖父母撫養。


湖北黃岡的鄉下。圖/pfctdayelise


這屆子女正好又是計劃生育政策下的第一代獨生子女,他們沒有兄弟姐妹作為童年玩伴,祖父母能保證孩子吃飽穿暖,可他們大多年邁體弱、學識水平不高,只能將孫子孫女放養,或者借由寄宿制度交由學校教育。


父母缺位、隔代教育、缺少玩伴和寄宿制度使得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農村基礎設施匱乏,娛樂生活單調乏味,據《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公報》顯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國農村體育場地面積為6.12億平方米,連城鎮數據的一半都不到,且在67.97萬個農村體育場地中,僅有2.73萬個室內體育場地,遠遠少于城鎮的12.87萬個室內體育場地。


這也意味著一旦遇到刮風下雨的惡劣天氣狀況,農村的孩子就無處可去。


城鎮和鄉村體育場地面積存在巨大的差距。/ 《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公報》


為了給孩子“解悶”,方便與孩子聯系,父母們大多會給孩子買一臺智能手機。


與此同時,正處于“躁動青春期”的孩子獨立意識覺醒,探索世界的欲望驟增。中國的孩子向來對于自己的支配權就十分有限,求知的欲望得不到滿足,情緒的發泄沒有出口,就會轉而從線上社交、短視頻直播和網絡游戲中尋找寄托和滿足。


從前,鄉村孩子的童年,是逮魚抓蝦掏鳥窩,彈珠跳繩捉迷藏,后來,電視的普及占據了他們大部分的課余時間,這幾年隨著智能手機的“上山下鄉”,孩子們慢慢的也不看電視了,畢竟那塊屏幕里什么都有,而且還能見識到自己從來沒有體驗過的世界。


本該在自然中嬉戲的孩子們,如今卻沉迷在網絡的世界里。/ Unsplash


可是青春期的孩子大多處于盲目模仿、心理狀態極不穩定、自我約束力低下的時期,一旦幾個孩子開了玩游戲的頭,就很容易形成示范效應。


于是,我們過年回家就會看到這樣的場景:家里的幾個孩子總是圍在一起,端著手機,熟練地“走位”、“團戰”,有人開口“帶帶我”,就會有人出來充當大哥。


網絡的虛擬世界承載了農村孩子青春期無處釋放的情緒,構建了他們對于外界的想象。但在另一方面,過度沉溺于游戲,也造成他們精神世界的荒漠化。


過度沉溺于游戲同時有可能助長農村孩子的“反學校心理”,他們會在課堂上制造各種混亂來表達對學校的抗拒,以此來表示瞧不起作為“知識代言者”的農村老師,這種反學校心理具有屌絲和土豪的雙重屬性。


農村小孩在課后玩手機。


電影《米花之味》中,在城市打工的媽媽返回農村的家,卻發現女兒犯上了所有留守兒童都容易犯上的問題:愛撒謊,在學校調皮搗蛋,和老師唱反調,回家偷手機玩,口無遮攔得開玩笑,還偷了寺廟給新人的錢,帶著朋友通宵上網。


或許是因為愧疚于長時間不在女兒身邊,或許是因為離開女兒太久一時不知如何管教,剛回來的媽媽在看到女兒的陋習后,沒有直接訓斥女兒,而在不斷發現女兒的壞習慣后,她的忍耐也慢慢到了極限……


影片有一個片段十分令人印象深刻,晚上在莊嚴的寺廟外,女兒和玩伴們聚在一起蹭無線玩手機,媽媽見到之后沒有直接管教,而是走去拉了電閘,對女兒說了句“佛祖要睡覺了”。


低頭玩手機的孩子和他們背后沉默的佛祖。/ 電影《米花之味》


中國的家長多么看重自己家孩子的成績,相信大家都深有體會。據中國教育報家庭教育周刊在2018年9月發布的《全國家庭教育狀況調查報告》,將近80%的家長將孩子的學習成績視為他們最關注的方面。


但相比起城市里的中產家庭,農村的家長對于子女的教育問題普遍沒有他們那么大的焦慮感,農村家長對于孩子的成長要求很簡單:走出去,養活自己,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環境。


他們對于子女的未來未必就有更開放和豁達的心態,看似“開放”的教育理念或許是因為他們長期不在孩子身邊陪伴,心有虧欠;又或許是在他們狹窄的眼界里,孩子長大之后如果能成為一個公務員或者老師,這就已經是一件足夠向鄉里鄉親夸耀的事情了。


“讀書無用論”一直肆虐在中國的底層社會之中,據調查,在底層家庭中,家庭年收入處于 5-10 萬之間的“村莊富裕階層家庭”對讀書的有用性認同度最高,而家庭年收入處于 1 萬以下的“村莊貧困階層家庭”認為讀書無用的比例最高。


“書,沒用呀”,此語出自北京市郊區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 紀錄片《我是打工子弟》


換句話說,家里越窮,越覺得讀書無用。(那些年薪百萬的農村家庭,我們就別為他們操這份心啦。)


貧窮限制了家長的想象力,也早早地給孩子的命運進行了無情的宣判。


家長的想法最直接地傳遞給了自己的孩子,既然讀書無用,那么孩子在學校的日子就會游手好閑、無所事事,不完成課業,甚至會無故擾亂課堂紀律。


為了避免意外傷害,現在的中小學很少組織大型的學生出游活動,手機游戲巧妙地填補上了課余時間的空檔,孩子們可以在游戲的世界里“稱王稱霸”,以此緩解農村生活的無聊和對父母的思念。


街頭沉迷玩手機的小學生。


孩子沉溺手機,家長也應該反思


米爾斯曾說“個人只有通過置身于所處的時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經歷并把握自身的命運。”而著名學者孫立平教授早在新世紀初始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在面對一個斷裂的社會和時代。”


社會的洪流滾滾襲來,我們這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覺中被卷入這個斷裂的時代,作家梁鴻在《斷裂時代的“痛”與“愛”》中,說到斷裂時代的最大特點,就是“一整個階層無法被包容到整體的社會結構之中,他們被迫成為漂泊者,成為社會的病癥和問題。”


中國農村的留守兒童問題成了上個世紀打工潮時代的“遺留病癥”,孤僻乖張、敏感孤單、焦慮迷茫……媒體不斷塑造出一個同質化的留守兒童形象,如今,沉溺于手機游戲也成了他們的原生之罪。


極限男人幫陪伴留守兒童,王迅正給孩子播放他爸爸的錄像。/ 《極限挑戰》第四季


盡管戶籍制度已經有所松動,但長期以來戶籍制度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仍然頑固,城鄉資源分配不均,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而進城農民工卻無法輕易獲得城市戶籍,也不能享受和城鎮市民的同等待遇,如醫療保障權和子女受教育權等。


子女就近入學難、城市消費水平高,種種原因使得大多數農民工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老家交由其祖父母或者親戚撫養。“城市—農村”的斷裂,由此成為了留守兒童社會聯結斷裂的開端。


一對父母為了讓孩子將來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擺脫艱苦的農村生活,選擇離開他們到外地打工,兩個孩子便成為了留守兒童。/ 電影《歸途列車》


父母在外打工并不一定必然導致孩子放縱自我、沉迷游戲,有部分家長會選擇通過手機、微信等通訊工具實時和孩子及其老師溝通,關注孩子在學校的成長。


親子互動程度極大地影響著農村孩子的成長,如果父母對子女的關愛不足,與學校老師缺乏溝通,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也會相應的偏弱,“家庭—學校”的斷裂接連而來。


調查顯示,當農村留守兒童的家長對孩子的學業管教嚴格時,孩子對于學習的態度會變得比平時更加認真,學校的老師也會相應的選擇和家長相似的態度對待這名學生;一旦家長對孩子的監護力度下降,留守兒童就易產生學習效率低下、學習目的不清甚至厭學的狀況。


當家長不能完成對于孩子教育問題的基本監管時,學校教育理應彌補上這個缺失,可實際上,農村教育設施落后,人力與物力資源缺乏,一個班主任通常要管幾十個學生,沒有精力照顧到每一個學生的學習和情緒。


留守兒童在原生家庭中的歸屬感,因為父母的缺位而被人為地弱化,當他們自然而然把這種歸屬感轉移到學校和老師身上時,又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極易讓其產生挫敗感和迷茫情緒。


“我們生活在一個彼此遺忘的斷裂時代。”/ 學者梁鴻在“第三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節”進行主題演講


農村的孩子大多在“城市—鄉村”和“家庭—學校”這兩大斷裂帶上艱難地抉擇,自己是要勇敢面對,還是消極逃避,勇敢面對者或者還能像劉媛媛那樣成為北大才女,面對鏡頭向億萬中國人講述自己寒門貴子的經歷,而消極逃避者只能扣動著那塊透著瑩瑩綠光的屏幕,卻不知道也不愿意想象自己的未來在哪里。


當然,手機游戲并不一定就是洪水猛獸,學者王磊光就認為手機對于緩解農村原子化危機有好處,計劃生育和農民工大量進城導致中國農村的原子化狀況尤為嚴重,農村人口急劇減少,原有的集體性文化活動也消失殆盡,大人們很少再走家串戶、舉辦大型宗族祭祀活動,小孩子們也不再一起爬樹掏蛋、下河撈魚。手機為孩子們參加集體性活動提供了機會,成了孩子們溝通交流的媒介和渠道。 


“唯有重新創造一種集體性的文化環境和文化生活,才有可能將孩子從手機中解放出來。”王磊光教授說。


紀錄片《小彪與狗》中,正在玩手機的貴州初二學生小彪。


“毀掉窮人孩子”的鍋,該由誰來背


“毀掉中國窮人家孩子”的這口鍋,一聽就十分黑且大,誰也不敢輕易地背上,乍聽一下,手機游戲運營商似乎要負首要責任。


這些年來,家長和社會也把主要的關注點放在了手機游戲上面,設立游戲分級制度,設置“防沉迷系統”,由遠程的家長監測孩子的上網打游戲情況,隨時對孩子進行管教。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手機依賴對于農村留守兒童學業、生活的負面作用。但在電子競技已經成為亞運會正式比賽項目的現代社會,一味地妖魔化網絡游戲也是不可取的。



游戲工業在農村孩子手機上癮的過程中只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窮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沉溺于電子產品,關鍵在于鄉村教育環境的變遷,而不是電子產品或游戲本身的問題。


孩子沉溺手機和游戲,主要是教育、家庭、環境影響等問題。


相比起富人,窮人更容易沉溺于電子產品,這樣的調查結果很容易使人陷入階層固化的緊張情緒之中,是不是窮人家的孩子就永遠沒有出頭之日,是不是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的隔閡早已為我們劃分了社會階層?類似的擔憂實在不宜過度。


一方面,青少年教育成長的關鍵,在于其自身如何在“斷裂的時代”辨析和定位自我;另一方面,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和心靈成長,關系著我們一代人的“痛”與“愛”,沒人能把自己剝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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